纵观百年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其最具能量的原生动力在于以“鲁迅像”时期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意识，即凭借鲁迅的文学与精神，反省以侵略战争为最大症候的日本文化痼疾。作者以评析竹内好、丸山昇、伊藤虎丸从不同角度体现这一意识而取得的学术成就，论证了这一观点。另一方面，作者认为日本鲁迅研究史中的歧途来自两种“偏至”，即“姿态”焦虑和“体验”依赖，前者是文化反思意识的庸俗化与偏离，后者与抵触文化反思意识的倾向有关，其共同根源都是把学术的衍生物当成学术本身，对文学缺乏热情而对狭小的“现实”热情过度。 

　　具体来说，作者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日本鲁迅研究的生机与偏至。 

　　第一：“鲁迅像”时期的特殊性。在迄今为止的日本百年鲁迅研究历史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竹内好、丸山异、伊藤虎丸为代表的“鲁迅像”时期。他们的鲁迅研究论著通常都不是“发现一个小问题、解决一个小问题”的累积形态，而是抓住一个大话题然后围绕这个大话题排比资料、展开论述的聚集形态。这个时期日本鲁迅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致力于宏大叙事，建大框架、谈大问题，在文化、政治的大视野中饱含热情地言说鲁迅。 

　　第二、“鲁迅像”的内核：文化反省意识。“鲁迅像”的确立首先不是为了在纯粹知识领域研究哪一个概念更能够准确地概括鲁迅这个作家——“文学者”“革命人”抑或“终末论意义上的科学者”，而是为了给日本文化的弊病明确一个对立项。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像最初针对的是“文学为(战争)政治服务”与“文学远离(即逃避)政治”的二元对立，后来更深刻地针对了以“转向”为表征的“优等生文化”传统；丸山异的“革命人”鲁迅像直接针对的是又一轮“文学远离政治”的思潮和以先进权威自居的“革命家”意识这二者，深层针对的则是这二者背后的“正确主义”文化传统；伊藤虎丸“终末论意义上的科学者”鲁迅像针对的是日本战后民主运动中“文学主义”的泛起，更是指向了日本“无终末”的文化传统中难以避免的权力意识、奴才意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鲁迅像”也可作如是观。总之，“鲁迅像”是战斗的产物，也是战斗的武器。 

　　第三、“鲁迅像”的学术成就。具体来说，“鲁迅像”时代的成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其一，形成了与中国不同的鲁迅研究范式；其二，一系列的“鲁迅像”彰显了鲁迅的“东亚意义”，暗示了鲁迅的世界意义；其三，竹内好将“文学者”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历史中的概念，由此将鲁迅及其文学置于研究者自己也身处其中的历史中去描述，这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在流动的历史中”的思想被丸山异和伊藤虎丸等学者继承和发扬，并在80年代以后影响到中国学界。这是“鲁迅像”最独到的一个贡献。 

　　第四、“鲁迅像”的学术偏差。虽然“鲁迅像”时代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上具有如此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影响深远的成就，但我们今天在回顾的时候也不应该无视其与生俱来的缺陷，那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掺杂了过强的政治参与意识，研究者自己有太多话要说，有太关乎现实的意见要表达，结果不能不有些“削足适履”的文字。而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后来，在日本鲁迅研究中甚至比其优长处影响更长远。因此，我们阅读中国鲁迅研究者的著作，可以就作品解读理解作品解读、就传记辨正了解传记辨正，无论是认同还是商榷，都不必怎么考虑研究者的思想背景；而对于“鲁迅像”时期的日本鲁迅研究著作，如果不了解学术史论争、不掌握研究者的整体思想，那么我们可能连一个具体的考证或一个具体的解读都无法真正理解。这一方面是读者自己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的鲁迅研究著作中包含了大量不是研究历史对象而是进行思想立说的成分，这种把鲁迅确定为“什么人”的学术范式承载了文化断裂时代的思想论争功能，若就鲁迅研究本身来说，也不无偏差。 

　　第五、从“姿态”焦虑到“体验”依赖。如果说由于竹内好等人的学术功力，这种偏差对他们自己的研究不曾造成大的损害，那么当时其他许多没有如此意志力和领悟力的人则将这种偏差造成的损害表现得更加明显。造成这种偏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的科研经费审批体制可能也起到很大作用，但从学术观念来说，和早先的“姿态”焦虑看似对立实则同源，都是把学术的衍生物当成学术本身，对文学缺乏热情而对狭小的“现实”热情过度。当然，正像“姿态”焦虑没有妨碍“鲁迅像”时代和之后一段时间日本鲁迅研究界名家高手辈出一样，“体验”意识的偏至中也依然有高水平的优秀研究成果问世。 

　　第六、鲁迅研究的“大时代”。日本鲁迅研究正在走向一个“大时代”的根据之一，就是鲁迅的文化颠覆意义在当下的日本依然有效。如今，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复杂曲折，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常常侵入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流领域，这无疑会给日本鲁迅研究事业造成影响。同时，日本战后形成的学术体制已经过于成熟而变得有些机械，我们目前很难找到像竹内好那样与学术机构保持距离、以独立思想者与写作者身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日本鲁迅研究家，或许他们正在艰难地成长，或许我们对日本当代鲁迅研究成果的寻觅还有遗珠。